环境危机其实是一场资本主义危机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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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理由是避免美国工人和纳税人遭受失业、工资降低、工厂关闭、大规模经济生产削减等一系列损失。对此，硅谷各大公司领导人强烈反对，纷纷表示将不依靠政府来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再次引发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此前，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在《每月评论》2017年5月期就刊文指出，当前的生态危机根植于资本主义，我们亟需建立新的体系加以应对。

原文：《环境危机是一场资本主义危机》

赵纪萍 编译

2016年夏天，气候变化以及极端天气的出现再次引起热议。具有历史讽刺性的是，几十年前我们被告知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标志着“历史的终结”。如今看来，确实有这么一个“历史的终结”，但却不是福山教授想象中的那个“终结”，这个以化石为燃料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历史的终结——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体系之内，人类日益野蛮地掠夺其生存环境而导致的一种“终结”——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终结”。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该与包含其他物种在内的自然界共同发展，这需要与资本主义进行历史性的决裂。

最近出版的三部书，伊恩·安格斯的《面对人类世》（Facing Anthropocene）、安德烈亚斯·马尔姆的《化石资本》（Fossil Capital）以及娜奥米·克莱恩的《这改变了一切》（This Changes Everything）都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为了解决气候危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体系。在这一体系内，工作着的人们和他们的社区之间要齐心协力地调节生产并协调好生产与资源、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不妨从伊恩·安格斯对气候科学和现代资本主义历史的综合分析开始入手。

气候变化逼近生态临界点

伊恩·安格斯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待气候变化问题。气候问题不是一个可以通过隔离而独立存在的环境问题，而是一个涉及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特别是生产、消费和军事行动等活动——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20世纪40年代后期，世界进入一个新的地质时代，即“人类世”。在这个新的地质时代，人类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是地球系统变化的主要驱动者，而且目前已经开始危及到人类文明健康稳定的发展。在人类中心主义时代，人类生产、消费和军事行动的产生能力快速达到临界点，在全球地质子系统中产生难以预测的影响。

临界点不仅出现在气候系统中，而且涉及很多方面。比如日益受到破坏的生物圈的完整性，生态系统吸收容纳新物质的能力，臭氧的损耗，海洋的酸化，土地系统的变化，淡水的使用，空气污染等问题都已到了临界点。很明显，这些问题都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例如，森林的砍伐加剧了全球变暖，进而加剧了温室气体的排放等问题。肥料流失以及海洋酸化所导致的水污染则破坏了海洋系统的完整性。空气污染使得季风活动减少，从而进一步改变了气候。如此的连锁反应，使得环境系统临界点具有跨越性的特点，这将导致突发性、难以预测的、不可逆的气候变化。这将大大增加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历史性危机，不能孤立地来看待。人类的生产、消费活动以及对生态的影响都要置于这些活动所发生的具体历史社会关系中来考察。

“人类世”的出现并非是因为全球狂热追求经济增长而突然发作，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消费和军事活动这一复杂体系的历史性产物。二战以后，这一体系得到巩固，其中心在美国，而且这一体系所赖以维系之根本是化石燃料的提炼和工业处理。化石燃料是资本主义发展所无法或缺的，已经嵌入至这一体系的方方面面。优先注资大企业大公司以及军工企业的崛起极大地促进了这一高度依赖化石燃料的生产体系的发展、成长和最终的全球化。各国的军事需求为化石资本的诸如武器、车辆等军需品在内的各种产品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市场。随着军事产业化进程加速，军事不仅成为化石燃料的一个主要消耗者，而且也成为碳排放、放射性尘埃和其他一些污染的主要源头。

资本主义推动“化石经济”发展

考察这一以化石为燃料的工业和军事体系，不难理解为何欧美的“黄金时代”导致了人类对全球环境影响的“大提速”。“人类世”，特别是气候危机，实际上是现存资本主义的危机——这是科学事实，也是历史事实。到目前为止，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但这主要是由于它们采用了资本主义那一套以化石为燃料的工业体系。

19世纪上半叶，英国纺织制造商开始采用燃煤蒸汽机。这是化石资本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化石燃料开始被应用于商品生产领域。19世纪工业革命奠定了化石经济发展的基础，在所有重要的制造和交通领域都采用了煤炭蒸汽机。在化石经济中，自我持续的增长模式主要是基于对化石燃料日益增多的消耗。19世纪30年代以后，对煤炭需求量的增加主要是用于驱动工业蒸汽机。简单来说，工业革命的重要意义在于厘清了煤炭燃烧与人口增长的关系。化石燃料消耗的螺旋式增长是在生育率开始下降的时候开始的。

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自我持续的经济增长如何能成为工业革命期间煤炭燃烧的主要驱动者？从一个层面上来说，这个问题本身就蕴含着答案。只有一种经济体系曾经产生过自我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足以引发气候变化的化石燃烧，那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受自由竞争的驱动，资本主义不择手段地追逐剩余价值，包括化石燃料的使用。煤炭的确为资本对工人劳动力的剥削带来了很多便利。由于煤炭运输的便利，资本家可以把工厂建在具有充足的可供剥削的劳动力的大城镇。工业大规模地迁入城镇导致产业集聚，从而进一步有利于资本家生产。煤炭蒸汽机的使用有助于英国资本站在有利于自己利益的立场上来解决工业危机和阶级斗争等问题。煤炭为英国工业提供了另一种选择，这种选择使得英国资本家在阶级斗争中获得了有力的武器。化石燃料也因此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价值创造的必备物资，开启了“化石资本”时代。

新能源发展为何屡屡受限

化石资本起源于19世纪的工业革命。从那时起，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可怕的庞然大物，引发了生物圈的很多危机，包括气候变化。为了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暖，将有必要在未来几十年的时间里在全球经济领域进行“去石化”。化石燃料的使用必须从现在起停止增长，进而到21世纪的后半叶要实现碳排放的绝对减少——排放量接近零的水平。如果我们想要一个人类和其他物种可以继续生活的星球，这就是必须要做到的。

从物理的角度来讲，这种转变是可行的。在发达国家，已经存在一种技术，这种技术使得一种新能源完全可以在生产、运输、住宅系统等各个领域取代化石燃料，这种技术在几十年内就可以被普及。从经济方面来说，在全球经济遭受了深度停滞、就业危机以及金融投机活动泛滥等问题的困扰之后，更应该增加在能源转换方面的投资。

快速的能源转换需要政府大规模的投资以及对地方、国家以及全球资源配置进行规划。然而，这样大规模的公共投资以及规划对资本主义来说就是一个魔咒。当然，这与新自由主义是直接冲突的，这还意味着全球化石燃料类股票的大幅度贬值，进而影响到全球范围内很多正在进行或计划进行的新的化石燃料项目。因此，资本家对发展新能源以取代化石燃料都缺乏兴趣，这是能源转换过程中必须解决的矛盾。这也是能源转换过程中为什么必须对化石燃料进行积极的压制，而不仅仅是将增加可再生性能源作为其中一种选择的原因。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63期第7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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